技术后进所以成为后发优势，是因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巨资进行高风险的R&D ，只须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证明有商业价值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林毅夫等，1999）。而这些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中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出去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高速增长的潜力所在。[20]中国只有通过选择劳动密集的技术，才能把潜在的后发优势与现实的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赚取最大的利润，以 “小步快跑”的方式缩短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差距缩小后，中国的比较优势区段才能够向上演进，技术上的差距才会相应缩小。
同样的道理，企业规模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参与竞争的必要前提。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成本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产品/ 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较大的规模，是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经营多样化的结果。横向一体化旨在追求同一产品的最优经济规模；纵向一体化旨在克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不确定性，减低重大投资的风险；经营多样化的目的，是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为规避单业经营的风险。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产业将占主导地位。劳动密集产业中，同一产品的最优规模小，横向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不大；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联系不太紧密，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必要性并不明显；企业转产转业比较容易，也无须通过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所以，不顾现实条件片面追求企业规模扩大，不具有经济合理性。发展先进技术和扩大企业规模，一定要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由企业自主按照价格信号和经营需要决策。各级政府任何拔苗助长般的赶超行为，都会欲速不达。
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重视比较优势的原则，让国有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发展，不仅是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任何一个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钱颖一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资本主义经济分成“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不重视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那么，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扭曲价格信号，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去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这种战略性负担不仅成了企业预算软预算的藉口，而且，企业为了多得到政府的优惠、补贴，必然造成寻租行为的普遍化。分配不公，效率低下，成了钱颖一所描述的“坏的资本主义”。
当然自生能力是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并不一定会在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盈利。在有了自生能力后，企业还要不断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产品、技术、竞争的状况，改进激励机制、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等，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是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任何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